今天介绍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案例，因用大青龙汤误治致死的案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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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春，浙江屏风山一名20岁青年雷某，因劳作后汗出热甚，以井水淋浴受寒，次日凌晨突发恶寒发热，病程持续一周。初起症状表证明显‌，无汗、恶寒、脉浮数（一息六至以上）‌；且里热炽盛‌，面红唇燥、口渴喜冷饮、呼吸腥热、齿鼻衄血、小便赤热‌；胸腹皮肤干燥灼热，但腹部柔软无压痛。

患者初期被误判为“普通外感”，当地医生以退热药治疗无效，后转由医者宋道援接诊。宋氏辨证认为属“太阳阳明合病”，予大青龙汤加减（麻黄18g、桂枝6g、生石膏24g等），舍去生姜、大枣。服药后患者大汗亡阳，四肢逆冷抽搐而亡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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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案误治关键点在于原方核心药物的缺失‌，大青龙汤原方含生姜、大枣，用以调和营卫、顾护脾胃，防止麻黄、石膏峻烈伤正。宋氏舍去两药，导致方剂变为“麻黄汤加石膏”，药性偏激‌。其中麻黄用量达18g，远超常规，加剧发汗耗阳‌，未预判善后风险‌。

章次公针对此案指出，此案缺乏补救方案‌，对重症投峻剂需预设后续调护。若汗出亡阳时及时以四逆汤回阳救逆，或可挽回危局‌。忽略“中病即止”原则‌，大青龙汤方后注明“服汗者停后服”，此案未明确服药频次与停药指征，致汗泄过度‌。医生辩症逻辑差，机械套用“太阳阳明合病”‌，虽患者有表寒里热之象，但舌苔灰白干燥、齿鼻衄血提示湿热化燥，非单纯阳明热盛。

陆渊雷批评此案“非驴非马”，实因未辨明湿热与燥热病机差异‌。仲景明言“太阳中风，脉浮紧，发热恶寒，身疼痛，不汗出而烦躁者”，强调外寒束表、内热郁闭的病机‌。此案患者虽符此证，但湿热化燥与衄血已提示阴液耗损，属禁忌证边缘‌。此案过度发汗致津液枯竭，与“取微似汗”原则背道而驰‌。

此外，宋氏对此案中衄血的病机存在误读判，宋氏认为衄血因“阳气重”而未入血分，但患者舌红苔燥、齿龈出血实为热灼血络，需兼用凉血药。对比《伤寒论》条中“衄乃解”，此案衄后热不退，反证此案病机的复杂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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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启示‌：面对复杂发热，须以敬畏之心权衡峻剂利弊，方能在“力挽狂澜”与“步步为营”间找到平衡。要严格遵循大青龙汤的配伍‌思想，生姜、大枣不可随意删减，二者能缓麻黄之峻、护胃气之虚‌。对高热、衄血患者需预判阴液状态。在经方剂量使用上，也需要再三斟酌，否则害人害己。

在此，本人提一下前文【实测揭秘：千年经方剂量之秘】中就分析过越婢汤中麻黄剂量为六两，本案的大青龙汤麻黄用量也是六两，如果按照一两15克，那么一副药麻黄用量将达到90克，这用量之大，实属吓人。前文中本人按照陶弘景和孙思邈记载，实测了记载中的度量关系（并非本人杜撰的），网络真是个舆论场，是非之地，本人无意在网上吵架，因为这些争吵没有任何意义，浪费时间而已。这个经方剂量的争议已存在千年了，前文写作目的并非是为了引起对立，只是觉得中医和热爱中医的人需要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四维，应该放下成见，以“阴阳和合”的智慧超越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。例如，对越婢汤中“越婢”二字的解读历来就众说纷纭，成无己认为“发越脾气”，赵以德主张“治脾利水”，江幼李则考证“婢”通“媲”，指“盛肥之水气”‌。这些分歧本身即是中医多元性的体现，正如剂量之争不必定于一尊，（本人也没有强调我测量的结果就是标准，没必要上纲上线的！其实也没必要解释，世间本来就是这样，永远阴阳对立又统一，还是顺其自然吧！）

结语：中医的传承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剂量复制，而是对“道”与“术”的融汇贯通。不执着于一家之言，不困囿于门户之见，以空杯心态接纳不同的声音。倪海厦老师曾言：“对中医真正热爱的人，不应心存偏见。”在互联网的喧嚣中，与其陷入无意义的争论，不如回归现实实践，以疗效为终极尺度。无论是“重剂起沉疴”的豪迈，还是“轻灵透达”的机巧，只要契合病机，便是良方。唯有如此，中医才能在守正与创新中，走出一条兼容并包的发展之路。《邀君共赏岐黄》杏林春雨墨味香，二十四时待客尝。 但得文章轻指点，银屏三尺即青囊。附言：‌“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，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。”‌预防重于治疗，养生需未病先防‌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朱震亨《丹溪心法》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